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

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Joseph E. Stiglitz/著，李明/譯

作者簡介：
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美國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前任首席經濟學者兼資深副總裁，2001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原因：對存在「不對稱資訊」之市場分析具開創性貢獻。史迪格里茲現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教授。

　　他的批判充滿人道關懷，他最終目的，是要消滅貧窮。本書，主要是對全球性機構──IMF、WTO、世銀──的批判，尤其是對IMF。


　　作者指出為什麼「全球化曾帶來貢獻，但為何如今卻會備受爭議」，開啟了對三大全球性機構的批判。由比較世銀與IMF，檢討IMF的不當。IMF，背棄凱因斯學派，轉向自由市場至上基本教義派，再加上「華盛頓共識」，1980以後，自由市場理念取代了凱因斯理念。書中，作者有許多對IMF嚴厲的批判。「代表誰的利益」？作者指出這些機構的主導者並非只是最富有的工業國家，還包括他們的商界人士，因此相關的政策自然會反應出這種權力結構，書中有相當多的例證指出這種現象。「誰能代表國家發言」？在IMF，代表國家發言的人是財政部長與央行總裁，在WTO則是貿易官員，這些人士都各自與國內的特定支持者關係密切，之後的章節，有不少例子足以令人質疑他們政策的居心。這些機構甚至「不透明化」、「違背民主精神」，這些，作者都會在書中舉例批判。

　　失業人口是「活生生的人」，他們以及家人的生活都會受到這些外來者所建議的──IMF還會採強迫推銷的方式──經濟政策所影響。IMF將他們視為單純的「統計數字」，輕易就祭出控制通貨膨脹與確保西方銀行的債權這類會意外引發副作用的措施。就像由五萬英呎高空扔炸藥，執行任務者不會「感受」到自己的所作所為。「衣索比亞與IMF的爭執」，揭露了先進工業國殖民心態的殘留。表現出IMF唯我獨尊的心態，IMF總是越俎代庖，將他們經濟政策的意識型態，加諸在開發國家身上，而這些有許多是美國自己本身都不採用的。許多國家陽奉陰違，不理會IMF的傲慢，反而保住了自己的經濟與社會的穩定。

　　「自由」的精義在於擁有選擇的權利──同時肩負起由些而產生的責任。而IMF、世銀、美國所達成的「華盛頓共識」，三大支柱分別是財政節約、民營化、市場自由化。作者指出這些手段往往會變成目的本身，忽略相關的配套的條件，忽略了順序與步伐，忽略了經濟改革的速度所帶來的衝擊與不可逆性，而這些更反映了先進國家往往對於自己與開發中國家的雙重標準，以及對於市場、政府、下滲經濟學的迷思與相關社會議題的無知。對於經濟改革，作者認為「漸近式」的方式較佳，獲得許多學者的支持，而在韓國、日本、中國、台灣等國家身上可以見證。

　　作者就東南亞經濟風暴、俄羅斯經驗、不公平交易法﹝美國懲罰傾銷，例如鋁業卡特爾、美國鈾濃縮公司USEC﹞來印證他的理論，並批判IMF的失敗，以及揭露隱藏在市場、自由化教條背後的政治考量與自我矛盾，對開發中國家的限制與不當貸款，似乎反應IMF在為西方債權銀行解套，且使西方銀行容易產生不當貸款的行為，反正肥了開發中國家的政客與少數分子，最後會有IMF出來解決，而最後背負債務的，還是開發中國家的老百姓。

　　「通住市場經濟的更佳徒徑」，不服IMF的「震撼治療」處方而成功的例子──中國與波蘭。並強調「邁向權責分明的民主制度」，包括開發中國家以及西方強權。

　　「IMF的其他方案」。由凱因斯的IMF到今日的IMF，指出IMF蒙蔽於市場意識型態的思路。標榜「市場運作量好」信念的機構，IMF卻過度干預匯率市場，不諦顯現IMF的予盾、對於市場失靈缺乏一貫性理論及對市場預期心理的理解(IMF認為市場可能會出現過度悲觀，而忽略過度樂觀)，某種意義上來說，其實是IMF助長了投機者的氣焰。IMF在亞洲金融風暴中要求各國勒緊褲帶的作法，加速了「危機」的傳播。由於IMF對於危機的傳染缺乏一貫的理論，所以IMF往往擴大反而阻絕危機的蔓延。IMF很擔心國際收支赤字，但對資金究竟流向什麼用途卻興趣缺缺。IMF支撐匯率的干預行動，使廠商購買匯率保險的必要生減少，IMF低估了他們的干預所帶來的道德風險。IMF自我的擴張與過分的干預，導致的失敗，卻推卸給發生危機國家本身的缺失上。

　　結論，「應有的改革」一、瞭解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危險與外部性；二、破產改革與凍結，只是為了維護西方債權人利益而進行抒困，反而會帶來更大的危機與風險；三、減少對抒困的依賴；四、改善金融管制的設計與執行，兼顧「穩定」與資金流通，以提高企業投資、創造工作機會；五、改善風險管理，在設計上盡量消彌開發中國家的風險，由代款人來負責風險承擔；六、改善社會安全網，加強弱勢族群承擔風險的能力；七、改善對危機的因應，應將金融危機的對策放在社會與政治整體中來考量。最後，作者更希望透過在佐以債務豁免、世銀與WTO的改革，來建立一個更人性化的全球化。